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解释与借鉴
Theories for Making Overall Plan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陈孟平  齐福全

摘要：本文针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概要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可以解释城乡发展失衡的起因，而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表现为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需要从正确处理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关系着手，依靠福利经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等标准加以衡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新时期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城乡之间能否真正实现统筹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要有效地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进而深刻认识和理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则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统筹城乡发展加以思考。
    本文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应主要通过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制度安排，采用增加农村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物品供给等手段，协调城乡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在此过程中，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积极借鉴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吸取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理论成分，总结国内外有关问题的经验教训，以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失衡的根源
    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人口、资源和资本等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系统之间互动与交融的过程。在此其中，除了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外，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与实施是否科学与合理，是否体现出社会公平和公正。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竞争导致的垄断等原因导致市场在功能、机制和外部条件等方面存在缺陷，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使得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市场失灵的典型例子是，市场虽然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个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促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市场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实施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政策，例如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才有可能纠正。另外，某些公共物品（如国防等）也很难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提供。而这些公共物品的缺乏最终会阻碍经济正常运行。此时，就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社会活动，通过政府供应公共物品，以弥补市场失灵问题。
但是，政府也会出现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组成政府的政治家和公务员是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人，是以追求自身个人利益和个人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为其行动准则的，而政府则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的。政治家和公务员追求各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时，其实并不是政府行为的无效，而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素质、能力、职能、作用等方面不到位所造成的，其中就包括失职、权力寻租、官僚机构的低效率等等。因此，政府失灵问题在所难免。政府失灵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公用基础设施、公共物品投资不足，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投资不足，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缺乏问题。
    二、“二元结构”——失衡的表现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中城乡发展之所以存在着差距，是因为其国民经济由存在差异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两大部分组成。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着生产率极低的过剩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业部门远远高于农业部门，从而使得工人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业工资水平。正是由于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促使农业过剩劳动力向工业流动。这种过程将持续进行，直到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完全吸收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发展；在加速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只有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才能较快地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假定是，在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迁移到城市去的劳动者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等事实使得刘易斯的理论受到了挑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提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解释为什么尽管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农村人口仍然大量向城市地区流动这一现象。托达罗模型认为，城乡人口流动是因为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其基本前提是，迁移者可以考虑在农村和城市部门中所能获得的各种就业机会，从中选择一个使得他们预期收入最大化的机会。按照这种理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是他在一定时间内对在城市部门的收入预期（即迁移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同当时农村普遍的平均收入之间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他就会迁移。因此，托达罗模型着重研究如何放慢农村人口流动数度，缓和城市的失业状况。托达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扩张城市工业并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只有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同时，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否则尽管城市就业机会增多，但是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迁入使得城市失业水平居高不下。
    三、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调整的着力点
    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对空间、产业优先次序的选择不同导致了空间发展差异和产业部门发展差异。
在发展经济学中，平衡增长理论集中阐述了经济发展中优先次序的选择问题。该理论的核心是，全面投资，平衡发展各个经济部门，以此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拉格纳•纳克斯曾从分析“贫困的恶性循环论”入手，在破解贫困条件下经济停滞原因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存在着两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供给方面，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资本形成不足，抑制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又导致收入停留在较低水平；需求方面，低收入导致低购买力，使得投资引诱不足，抑制了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又使得收入停留在较低水平。在纳克斯看来，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是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而要打破这一障碍，就要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种企业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以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增长。
 而赫希曼对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置疑。他认为，作为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一个短时期里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进而实现全面、平衡的经济增长。为此，他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一些能够带动其他更多的相关产业快速起飞的产业部门，当这些直接生产性部门发展起来并产生较大收益后，再利用其中一部分收益转投向其他产业和基础设施，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选择经济增长的优先部门，而优先部门应该是连带效应较大的部门。正是在优先发展部门较大的连带效应的作用下，市场容量不足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其他产业部门也将会被带动发展。
    表面上看，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是对立的，后者是针对前者提出来的。但是，本质上两者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来考虑同一问题。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实际上是通过短期的不平衡增长来最终达到长期的平衡增长。虽然是要把有限的资金在短期内投入到某个项目和产业部门，但长期目标仍然是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使得国内生产能力和产出结构达到平衡和保持平衡。即“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的可能性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赫希曼，1958）。”
    四、衡量福利变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标准
    西方经济学中有多种标准来衡量一项新政策或制度的实施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最主要的有两种：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某种经济境况下，如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福利或者满   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者满足程度，即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景况有所改善。通常，帕累托改进是基于人们的既得利益而言的，而不是基于人们试图取得的东西，因为后者是没有止境的。另外，如果一种改进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能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否有助于实现怎样崇高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而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现实中，如果政府针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通过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例如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村人口的福利状况，同时又不降低城市人口的福利水平，那么可以说农村人口的福利状况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经济活动实现帕累托改进以及帕累托最优需要严格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的情况是有人有所得，就会有人有所失。为此，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补偿准则”，即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社会整体的效益就有所改进。或者说，尽管新制度安排损害了现有的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那么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著名的准则：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此标准下，可以断言如果政府在公共财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施了增加对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从而改善了农民的福利状况，那么即使因此减少了城市居民所能获得的福利，但只要农民所增加的福利收益大于城市居民的福利损失，这种决策就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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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