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
中国城郊发展史上一次开创性的重大策划
——回放《中国城郊发展研究》课题组历史业绩
周荣光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放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乡村经济首先揭开了改革的帷幕，城市经济继而也走上了开放与改革的轨道，城乡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在这场巨变中，一个新兴的区域性经济却在不为人所注意、悄悄地在原来的乡村经济内部孕育、渐变、发展终于而出，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形态。这个新兴的区域性经济，脱胎于乡村经济，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经济。它不拘泥于行政管辖关系上是属于城市管辖，还是归附于代表乡村的地区领导，却严格地只在城乡结合部位形成、发展，从而具备特有的区位特征。它具有综合的产业结构，不同于只拥有非农产业的城市，似乎与乡村经济相似（那里的经济也是综合发展的），但在其综合产业结构内部，不仅每一个产业具有自身独特的产品结构，并且明显地以非农产业为主体，这又根本不同于“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乡村经济。它的经济发展不取决于自身的自然资源特征（当然也有一定影响），却紧紧依托于它所毗邻的城市经济，甚至在科技、文化以至于居民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生活水平方面，也与城市经济亦步亦趋，而有异于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是中国城郊经济。
    然而，在此之前，中国却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独立的城郊型区域经济，其深刻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解放前，旧中国虽然拥有一批大中城市，甚至象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城市，但是，由于民族工商业的薄弱，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败，旧中国在直到结束其历史生涯时也尚未完成产业革命，大城市充其量也只是作为商业消费型城市，带动了城郊某些鲜活商品生产（如蔬菜，当时在上海只能满足上海市市场需求量一半左右），既未能促进城郊形成发达的商品性、城郊型农业，更没有通过工业扩散从根本上改变城郊产业结构。当时的大中城市城郊，充其量也只不过具有了较一般农村商品率高的农业，从根本性质上仍是半自给性乡村经济。
    新中国诞生之后，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随即开始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建设，城市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理应促进城郊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计划模式，赋予宏观决策对经济的巨大干预能力，而宏观调控在以下三个方面遏制了城郊区域经济作为独立形态的区域性经济的发展，它是：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生产体制、一刀切的“以粮为纲”生产方针，遏制了生产鲜活副食品为特色的城郊型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蔬菜在近郊由于有了“以菜为主”方针有较快发展，但不足以形成广义的城郊型农业）。
    以城市国营工业为发展对象的城市工业化方针，遏制了城郊非农产业尤其工业的发展。
倾斜的城市建设方针，严历的城乡二元户藉制度，城郊公社社区封闭性，遏制了城郊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和非农人口的增长。
    这种超经济的遏制，其后果则是使得城郊长期以来只是经济略发达于其他农区，始终未能突破作为乡村经济的一个亚区域的地位，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经济。这也是长期以来对城郊发展研究，迟迟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研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综观上述情况，中国城郊区域经济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区域性经济及其研究学科，在中国从未形成过，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要走“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之后（1984年中共中央第4号文件），城郊发展日趋独显形态时，也尚未得到宏观决策部门的认可，无论在行政管理部门还是统计信息部门都无从依托，也无现成的完整统计资料。在人们的意识理念中，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正确观点，认为“城郊经济是随着城市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城市，就同时形成了城郊，成为城市经济的“双胞胎”，即城区和城郊经济。这种形式逻辑推理的错误于：1、混淆了城郊地域和作为区域性经济的城郊经济；2、混淆了作为乡村经济的一个亚区域经济的城郊经济；3、以中国城郊经济的特殊性资料推断世界城郊经济形成的一般理论，从而得出了“城市与城郊经济同时形成”这样一个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
    就在中国城郊经济若隐若现艰难诞生前夕，国家上层有关部门对“城郊经济”作了一个“催生”动作，进行了开创性的重大策划：在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大城市城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果基础上，将《中国城郊发展研究》立项为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并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城郊发展研究所牵头，由研究所所长、中国城郊研究会理事长包永江研究员任课题组长，陈锡根（上海）、王玉（北京）、王占湄（广州）、魏唯（原国务院研究中心）任副组长，并由包永江、陈锡根、谭作顺、王家梁、张连城、候立夫等六人组成中心理论组，把研究课题的目标、任务、要求及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的策划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次十八个子课题，即：（1）综合研究部分。包括对象与方法、城郊经济总论、产业结构、城郊城市化、城乡关系与城乡摩擦、市郊一体化、发展趋势与宏观决策等七个子课题。（2）主产业研究部分。包括城郊型农业、城郊非农产业、所有制结构与合作经济、城郊经济外向型发展等四个子课题。（3）专题研究部分。包括流通体制改革、土地利用、劳动力利用与转移、人口发展、生态经济、金融发展等六个子课题。此外，还包括一个港澳城郊农业附件，初步形成了一个城郊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的雏形策划方案。自1986年末立项，1987年破题铺开调研工作，历时四年，通过多层次课题组合法、典型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图解分析法等，完成了本课题全部研究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较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城郊经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运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揭示了城郊区域性经济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城郊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城郊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的雏形。在六五计划原取得的城郊经济研究成果基础上有了较大的理论突破，初步填补了我国在城郊发展研究上的空白，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郊发展经济学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其成果内涵价值，首次提出：关于城郊经济的内涵、功能及其区域划定指标体系；关于中心城市（市区）、城郊、乡村三个经济亚区构成经济区；关于城郊型产业结构与级差地租；关于鲜活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关于城市工业化和以城郊工业化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组成我国“双序列”的工业化模式；关于以城郊城市（镇）化为主要途径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关于城郊所有制结构和社区合作经济；关于强化城郊生态经济建设以发挥生态屏障功能；关于城乡关系与市、郊一体化发展，等等。同时，还对中国城郊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制约因素及中长期宏观决策提出研究和建议。这些，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并且对宏观决策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起到了理论研究为宏观决策服务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中央和地方有关决策部门采纳，取得了可喜的决策咨询效应。
    例如：
    城郊肉禽蛋奶供求战略与体制研究子课题已为农业部接受采纳并成为菜篮子工程组成部分。
发展城郊肉类经济协作区与期货市场建设被农业部接受列入1990年试点工作计划，并得到山东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大连市委支持。
   关于适当压低特大城市猪肉自给率实现合理布局建议被农业部采纳，由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8年第5期以《包永江对发展养猪生产建议》为题上报后得到田纪云、陈慕华等领导同志指示，1990年国务院菜篮子工程会议确认京津沪三市猪肉自给率不得超过30%。
    乡镇企业宏观管理研究成果得到国家计委肯定并由国家计委农经司转发各省（市、自治区）计委，本课题组正、副组长应邀参加国家经委《乡镇企业行业管理》文件起草。
加快发展城郊型乡镇企业实行城乡一体化方针和整体推动建议被天津市委、大连市委采纳并作为一项重要决策，应用后取得显著效益。
    城郊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与建设研究成果被城乡建设部采纳，并委托对津、烟、甬、大连四市选择城镇试点和代拟《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关于城郊经济特点、功能等主要观点被李瑞环同志采纳并写入他的报告。
    郊区城市化研究成果在“城市化与城市人口问题”国际讨论会上引起国外学者重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哲夫教授特邀合作研究（后因申请资助基金问题暂停）。
关于城郊发展研究理论观点受到美国城郊研究机构重视，本课题组长应聘为美国陶逊州立大学城郊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城郊经济内涵及划定指标体系在1990年洛阳召开的全国城郊经济研讨会上首次应邀用来对洛阳城郊经济作全面评估。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青岛日报》、《长春日报》、《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农业年鉴》都先后特邀本课题负责人撰文向国内外读者介绍城郊经济研究成果。
    1990年8月在大连首次举办全国性城郊经济培训班，20余市300余名城郊政策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1988年在长沙举办由中部地区8市350名学员参加培训，以本课题研究成果为教材，受到普遍欢迎，已有700余名成员自愿申请参加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并已成立两个跨地区分会和3个市级分会。

三、

    《中国城郊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典范研究成果。它不仅在城郊经济理论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突破，填补了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空白，使这门学科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就策划设计研究而言，策划的成果及其对中国城郊发展贡献、策划的科学方法和策划人的精神与态度方面都是值得记入史册，为后人所学习的楷模。特别是他们的紧密联系实际的策划思维与实践作风，也是中国城郊发展史上一次开创性的重大策划的范例。在策划的基础、策划的构思、策划的主客体分析、策划的组织、策划的目标、策划的定位、策划的素材舍取等综合要素，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将理论、实践，对策三方面予以紧密结合，组织了广大从事城郊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政策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开展了大规模的直接调查和典型调查，在积累了大批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例如：34个城市蔬菜产供销调研及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问卷调查，10市11区（县）5600个乡镇企业问卷调查，67个城市肉禽蛋资源、生产与消费调查和3000户生产者、消费者问卷调查，沿海11个城镇体系发展与建设的典型调查与试点，25个城市168区（县）城郊经济基础资料调查，6大城市城乡关系调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城郊外向型经济调查等。与此同时，部分专题如城郊生态经济、金融、土地利用、劳动力转移等专题，则由课题组委托具有专长的成员负责组织调研和积累资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郊发展策划，并且，是在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的条件下完成的，为开拓中国城郊发展研究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对若干重大问题（如关于城经济发展特点，城郊经济发展方针、城市和郊区融合问题，城郊副食品生产基地逐步外移、城郊鲜活商品流通问题等），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对经济决策、措施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是一次开创性的成功策划。它的策划价值与功利意义，不仅为中国“催生”了一个从未形成独立形态的新兴区域经济及其理论研究学科，也为中国城郊发展策划学研究开创了雏形典范及其经验储备。其中许多策划研究成果已陆续被中央和地方一些决策部门和实践单位所采纳使用。笔者当年在温州市城郊泽雅区委、新桥镇委与同事们共同创造的成就，就是运用城郊发展理论及其策划经验指导实践所取得的。今又借前人之成果研著《中国城郊发展策划学研究》，抚今忆昔，感慨至深：《中国城郊发展研究》可称得上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关于“中国城郊发展”理论经典巨作，为研究并实践中国城郊发展起有开创性的指导作用，也是我国由史以来，为中国城郊发展策划学研究开创了典范案例，应该大歌特歌；我们的《中国城郊发展研究》的开创者，其功不可没！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不可估量的城郊发展研究理论财富，可敬可颂，笔者谨作拙文代序，资以致敬怀念！

本文参考资料：
1、1991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永江主编《中国城郊发展研究》。
2、2001年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周荣光著《跨越第三步》。